转：政府是个不得不要的坏东西

来源：冉云飞

冉按：这是为朋友的杂志所写一篇文章，现在 补贴于敝博，让朋友们继续看看地震中的许多怪事。批评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且不应该缺少，这也是言论自由题中应有之义。地震已经快两个月了，重建也正在 进行，但这过程中出现的许多不应该有的事，还是值得朋友们继续关注。2008年7月5日7：24分于成都

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央政府反应较快——但是否有效率，也是个值得探讨问题。事实上有不少志愿者和当地目击者的文章中早已透露出各救援队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而扯皮，耽误了救援之事的例子 ——媒体管制因大灾难之猝发，管制相对较松，而赢得中外媒体的一片好评。但笔者对中国政府的运营体制之坏处，看得较多，不那么乐观。在5月15日接受 BBC的采访时，我就批评他当时的一些做法（例如彼时一直不准国外的救援队进入中国，我劝官方放弃意识形态的傲慢姿态，生命高于一切），并且说“批评是为了更好地救人”。但像我这样并不高明的近于常识的观点，似乎在诺大的中国稀如星凤，即令是我们平常看来还比较有见识的人，也反对我在那个时候批评政府。好像一件事情之好坏不在于它的事实，而在于你选择的是否是良辰吉日。他们更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把救人和批评对立起来，以满足一种“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的道德高调。救人拯灾大家本无不同，但怎样去救人拯灾，这里面的确有如何更人性、实际、快速、高效以及如何放下傲慢身段的问题，的确并非不值得探讨、不值得批评。

国内许多批评者不仅觉得批评政府，要像农村动土上梁一样选择黄道吉日，更有甚者，认为批评就是添乱。这样的思维不知从何说起，大概又是拜“ 万众一心”这样的思维所赐。从人体构造上讲，“万众”不可“一心”，那么这个比喻大多属于鼓舞士气的“精神原子弹”，而此种“精神原子弹”在吾国这种盛产集体主义而压制个人权益（包括说不同的言论的权益）的土壤里，成长起来非常迅速。而且迅速到变成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只要你对此事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便是不 耻于中国的狗屎堆，你不是汉奸就是畜生。哪怕在所谓的非常时刻，人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何况抗震救灾的过程是明显有许多不得体的地方。看到政府的不足，将其指出来，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但我们不少人为什么会认为你批评政府拯灾中的问题即是添乱的思维呢？那就是他们觉得政府和纳税人所养的军队等，来 救灾不是他们职责之所系，而是他们对我们灾民的恩赐似的。在他们来救灾就是对我们的恩赐的思维中，当然会产生一种对他们不得体的感激。而不得体的感激就会 变成一种顺从而不是质疑，于是许多人哪怕看到了政府救灾中的坏事，也睁眼不见，甚至反对那些批评者。事实上，纳税人养的政府和军队，他们来救灾都是他们应该来做的，是职责之所系。做得好，当然我们可以适度地赞扬（请注意，要适度，因为我们早已用税收支付了他们的薪酬）他们，但切不可用“最可爱的人”这样赞 扬过度的词汇，这样的词汇刻入脑中一久，就会混淆应有的现实关系。即军人保家卫国是其职责所系，政府在救灾中努力拯济灾民，是他们应该做的，我们只有常常 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好。断无做得本来就不是很好，甚至可谓做得差，还要无度地表扬他们的道理。当然官方通过对传媒的垄断进行无耻地自我表扬，打压诸种批评的声音，从而达到“没有……就没有”、“只有……才有”这样的武断句式下的愚民目的。

有人说不应该正在救灾的时候批评政府，而是在救人初步尘埃落定，开始灾后重建时再批评政府。这样的说辞看上去非常得体，但我认为对我们这个政府的本质认识不透是必然的。当救人的紧要关头，地震第三天中共管宣 传的官员就出来说地震宣传要以正面舆论民向为主，亦即他们长期坚持的不管新闻事实，只管符合官方利益的“主旋律”。与此同时，随着抗震救灾的深入，进入灾后重建，他们一系列以前非常坏的做法，就故态复萌、脱颖而出，到时你想要批评的时候，他已经收紧批评尺度，关上批评的大门了。而这次地震灾后重建对新闻的 管制，就是我们一些无条件喜欢“万众一心”的知识分子，批评要讲时间与策略的一个教训。我认为任何时候批评都不是多余的，尤其是对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政府本来就有很大的为恶能力与倾向，这也是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公民，绝不轻易相信政府的一个基本前提。民主政府所受之制约非常多，危害社会与民众利益 的概率比较低，而对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来说，其危害民众权益的概率之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我们几十年所经历的一切灾难，难道还不能活生生地证明他们擅长为恶的本质吗？

当朋友们马不停蹄地赞美的时候，我早就说这只不过是表皮。比如把地震的震级从7．8级修改为8级，就有朋友说政府正在 向实事求是挺进。我说他们可能正在用“科学”来积极地为他们推脱人祸之责作准备，不信拭目以待。当时我那朋友说，我未免太过尖刻而灰暗。我并不像迅翁一样 不惮怀疑一切——比如对个体我总是比较相信而且怀着同情之理解——但我对政府的不信任却由来已久，以后也不会改变。因为相对个体来说，政府始终是强势者， 对它持续而恒久地批评与监督，是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一些朋友看到地震中政府表现出来的一点暂时的新气象，就急不可耐地毫无保留地表扬，就像对一个为恶众多的流氓，偶尔做件好事，不吝赞美一样，这种期望他们继续把好事持续地做下去的良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制度约束，单靠其一时的道德觉醒，而渴望其将其偶尔的良善行为，继续保持下去，服务社会，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南方周末》的朋友们表扬他们可能“震出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自 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时，正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南方系报纸被整肃、领导被撤换的时候，愿望的良好，代替不了对专制政府实质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一厢情 愿，以为他们接受教训，正顺着民心前进，但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哪一次不失望。当然这并不是说南方报系的朋友们看不透政权的实质，而是他们内在的良好愿望希 望政府以民众苍生为念，以民主自由之普世价值作为政府逐步执政的指南，以免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加生灵涂炭。

据说成都的传媒有一个内部的关于地震报道的规定，叫做“三个突出一个不许”。这个规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揣测是突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功绩，突出英雄人物，不许 报道校舍垮塌！我认为这个揣测虽不中，亦不远矣。官方利用传媒往自己脸上贴金、自我圣化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想通过一场地震，通过他们在猝不及防的大地震下稍微宽松几天的新闻管制，来让这个政权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走，实在我们对他们积重难返的邪恶本质缺乏充分的认识。政治垄断带来的巨大利益， 让这个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轻易让度出他们不应该获得乃至是抢劫的利益。事实上，他们不仅是收紧国内媒体对灾后重建中敏感话题的报道，就是对救灾物资 的使用、发放、透明、公开等方面，也不让你过多涉足，怕你趁机爆出他们更多的官员贪腐，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至于给他们以足够赞誉的外国传媒的控制，就更见其严了。外国传媒早期对中国政府几乎是毫不保留地赞誉态度，在我看来他们是把偶然的开放，看成是政府一定会将此对传媒的开放态度刚性成制度来赞美的，也是对这个政权几十年来没有监督的为恶性质缺乏骨子里面认识而造成的。其实这反过来证明，一个政权要赢得传媒的短期赞誉并不难，但难的是，他们从根子上对你所做之事的认可。

从这次大地震早期对传媒的有限度开放，到灾后重建刚拉开序幕的原形毕露，乃至图穷匕现，将稍微不听话的媒体进行大规模的整肃，让许多人对政权仅有的一点期望丧失殆尽，犹如掉进冰窟之中。对此我也感到失望乃至愤怒，但我并不绝望，他们这一切表现，实在在我的预料之中。对于来之太易的“幸福”，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保持一点谨慎的乐观，不必大喜过望，是十分必须的。我虽然是个批评政府的人，但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的有 限性，以及人作为群居动物这双重困境而造成了对政府组织的需要，因此我们得花我们的税款、让度出一部分我们的利益，选出我们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因为不少利益单靠我们个体无法得到十足的保障。但如果我们公共利益托管者——政府不是我们公开、公正、透明所选，那么对我们民众来说绝对是个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就是要从这些方面来认识非民选政府的为恶实质，以及他们朝云暮雨、天威莫测的管理方式，让我们对生活彻底失去理性预期。在一些深沐民主自由思想的学者看来，哪 怕它是一个民主政府，也是个不得不要的坏东西。至于一个不受监督的独裁政府，那就更加值得我们百倍地警惕他们为恶的本质。2008年6月5日于成都